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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晓:中国模式是过渡性体制 需要进一步改革

归档日期:05-28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排它性逻辑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凤凰网财经讯 2月4日-6日,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。本届年会的主题是“市场的力量--纪念‘南巡’二十年”。凤凰网财经作为合作媒体,全程图文直播本届论坛。

  论坛进入第二阶段——思想互动空间:市场、政府和企业家精神——重温市场观,博源基金会理事长、招商局集团和招商银行前董事长秦晓率先演讲,在演讲中秦晓称,不赞成中国模式的提法。他认为,中国模式是一个过渡性制度安排,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,如果完全是计划经济,可能没有那么多寻租,政府官员没有么大权力,如果完成进一步改革,这个东西也没有,在中间这个阶段,产生大量的盈利空间,造成很多人寻租。

  秦晓:现在是不是坚信市场力量变成了一个问题。为什么张维迎的讲话受到这么大欢迎?张维迎没有讲什么深刻的东西,讲的都是市场经济当中的一些基本的共识。张维迎的声音现在不多了,如果大家都这么讲,我想张维迎也不需要这么富有激情讲这么多话。原因何在呢?从全球来看的话,大家都看到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崛起,也看到西方重大的危机出现了,就是我们讲的发达体或者市场经济主体的国家。

  那么在中国就产生了一个中国模式论,产生了一个北京共识,对应华盛顿共识,就认为我们这种体制好。我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。当然我并不是说否认有一个中国道路,有一个中国的模式,我是不赞成有些人把它包装成一个中国模式论。为什么我不赞成?首先我们对发达经济体,我们叫现代国家的认识深度不够。我们往往说它碰到了危机,它出了问题,就得出来一个结论,就是它的制度有问题。我觉得这种思想方法要彻底调整。

 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,人的智慧是有限的,人有短期利益、长期利益,有各种不同集团的利益。什么叫一个好的机制?不是说这个机制不犯错误,或者说不发生危机,而是在于这个机制能不能有一个自我调节的力量去少犯错误,不犯大错误,犯了错误之后能改正。这个自我调节的力量不是靠某个智人、某个圣人,而是靠一个民众的力量、多元的力量、社会的力量。

  所以我们不赞同过去经典作家说的它们西方有一个结构性的、不可调和的矛盾。比如说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性,这样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。我认为应该像马克斯-韦伯讲他们是一对张力,是两种不同倾向的人。一种人可能更相信看得见的手的力量,一种人更相信看不见的手的力量;一种人更愿意获得自由,就是我把我应得的钱拿到,我该交税的交,我自由运用我的钱,一种人更相信福利,我把税收提高了,财政的赤字搞大了,然后由政府来给我福利;一种人关注短期的经济问题,一种人关注长期的经济动力;一种人关心公平,一种人关心效率。

  这些人是有不同利益、不同理念的,但是他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。我不认为如果在西方,我们说的发达经济体搞投票的话,大家会赞同采取中国这种模式。尽管可能有一些经济学家去这么说,有些人写的书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。如果让大家投票,我不相信他们会投票赞成美国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,价格要管制,注册公司搞交易要经过审批,我认为美国大部分人是不会赞同的。就像我们当年说东欧发生了剧变,是一个休克疗法,造成很大的损失,但是我认为如果让东欧人投票,他们不愿意回到勃列涅夫时代。这是我对西方的看法,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。

  中国的问题呢,我觉得在80年代改革的时候,是一个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高度共识的一个时期,都认为原来的制度不行了,要告别这样一个计划体制。那么我们就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道路。中间出了很多的问题,也有很多的反思,但是总体来说这条路是走下来了。

  当时留下了两个问题,是没有在思想上达到一致的。有的也是为了不影响我们的改革,就把它搁置起来,闲置起来。一个就是产权的问题。我们有一个公有制的概念。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三个基本原则,按劳分配、有计划按比例都已经被重新解释了,但是公有制这个问题没有突破。所以在保护私人产权这个问题上搁置起来了,以至于这个问题在今天变得越来越突出。

  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府在经济中起什么样的作用。当时我们转了一圈之后,发现日本的模式对我们最有吸引力,就是所谓通产省这种东亚发展主义政府的模式,比较容易和我们原来的体制嫁接。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什么?就是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。如果说完全是计划经济的话,可能没有那么多寻租,政府的官员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,如果是完全进一步改革的话,这个东西也没有。在中间这个阶段就会产生大量的盈利空间,造成很多人去寻租。

  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本来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,现在被有些人包装成一种制度的创新,希望把它固化下来,现在争论的焦点就是这样一个焦点。其实这个争论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,一直是存在着一个边界争论的问题。

  第一场争议来自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的模式,就是斯大林模式。当时是美国大萧条,反衬了苏联经济高速增长,那时候就有一场大争论,哈耶克是牵头的,组织世界上很多的思想家、经济学家讨论这个问题。第二场争论是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,日本的增长模式引发的争论。这两个都被称为非盎格鲁-亚克逊模式。

  这两场争论最终是一个事实说明。第一,苏联的体制,无非是苏联体制的翻版,它可能在短时间内能创造极大的效率,但是它是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代价的,是封闭的。张维迎说是强盗逻辑,可以不用说这么尖锐,但他也不是瞎说的,就是把企业工人都变成成本中心,然后去工业化。这个名字是好听的,但是:第一,这是谁同意的?如果说全民投票都同意这么做,这是一个概念,但是没有一个民主程序保证这个事情。第二,你集中大家起来干的这个事儿有的不是好事儿,干的这个事儿不是好事儿。所以这个代价是不能再付了,不符合经济发展背后的价值正当性。

  风暴马上就把你完全暴露了。现在经济学界没有人再谈论东亚模式了,现在能听到所谓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东亚模式的翻版,比东亚模式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东亚模式就是税收、汇率、利率,还没有那么多国有企业,还没有那么多行政审批,这是东亚模式的东西,也被证明是不行的,所以历史上发生过这种事情。我想我们的改革,就是它20年之后碰到了这个问题,我们必须去把中国的实际情况纳进去,把全球的实际情况纳进去,把历史纳进去,然后再考虑中国未来的选择,在这个意义上讲还是要坚信市场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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